说起雅思贝尔斯与中国的缘分，要从另几位我们更熟知的哲学家说起--比如莱布尼茨和黑格尔。身处各自的时代，他们在了解了一些汉学思想后，判定汉学思想“可以被接受”、“还不错”，就算得上是那个时候欧洲学界思想开明的代表了。而雅思贝尔斯则凭借自己对汉学更深入的了解、追求“浸入式”体会哲人思想、反过来用思想促进自己的行动试图用汉学思想推动西方哲学的治学方式，注定要与中国结下不解的缘分。
就现代人看来，雅思贝尔斯的著作，也许正是那些自认为被逼到临界点的天才或疯子在相互转化的过程中，身处迷茫的区域、又找不到知己倾诉交流的人最需要翻开看看的。而读者是否能够走出来，获得了什么样的结果，取决于天才与疯子各自如何定义自我。雅思贝尔斯与中国的缘分，则起源于他对各个国家的大哲学家们的研究，而他对中国哲学家们的研究，则代表了西方哲学家群体对其他国家的哲学家们和他们的思想最大限度地吸纳、包容。例如他对孔子的研究，对老子和道家思想的研究，并非是像黑格尔，仅仅是把东方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家们作为西方哲学思想一个可能存在的起源而分类。
书中提到，雅思贝尔斯认为，研究哲学应当是“做哲学”，不仅仅是“形而上学”，因为哲学在其生发的年代中，代表着同时代人的历史，应当是其他学科及精神领域的反射（自然包括该哲学家自我时代角色的反射，可以用哲学来反观世界）。所以，哲学即便有因为自身在交流方面的问题产生的必然缺陷，也就更需要人们以包容的态度去接受世界，让“哲学的世界史之当下存在能够成为普遍交往的框架”；也需要人们在研究哲学的过程中，尽量全面地掌握哲学家们所处的时代的特征。因此，雅思贝尔斯主张，利用一种类似于“浸入式”的思想体验，将自我进行分裂，同时又不完全失去自我，保持“澄明”（“这是一种不需要解释的明晰，一种不用规定性也能达到被思之物的思忖，一种不需要去认识的确定”），让自己依旧可以对自我进行“统摄”（体验的过程类似“庄周梦蝶”）。
尽管这个“统摄”的“轴心”内容，也许是会随着时空的变化不停变动的（包括不同人群、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轴心”一词背景的了解）。因此，即便我们选择了一位哲学家，并愿意去全力收集其毕生经历留下来的资料，多数人也没有雅思贝尔斯那样的精神病理学和心理学的学科背景，可能无法“共情”到哲人的全部思想，还原出哲学的世界史中，这位哲人最精准的坐标。可是，我们却可以因此不断地对照互补、反思自我、创造自我（类似意识和行动的相互转化），试图了解更广阔的世界，找到自己的使命（类似“知行合一”）。故而，没有统摄，也就不存在分裂的说法或状态，也就不存在雅思贝尔斯认为的、哲学的普遍性中依旧蕴藏的“轴心”（例如“创造出一个想成为的自我”与“使命”）。统摄和分裂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才是雅思贝尔斯追求的实存主义哲学。这个过程没有所谓的最高标准，或者终极真理的实现。而越是处在这一过程中，越是能够清醒的认识自我，改造自我，创造自我。在这个过程中试图冲破迷茫的状态，也就是证明自己实际存在的过程。也许这种哲学看似秩序较为分散，也许这一哲学构建起来颇为繁琐复杂，但那却是雅思贝尔斯的哲学所最终追寻的，连同他的个人经历和著作的脉络，也都清楚的证实了这一点。
本书在哲学类读物中，属于读者只要对儒释道最浅显的哲学思想有基本了解就比较能被吸引的程度，用语也不讲究使用大段引文或专业术语，前后文对引用概念的解释也可以形成很好的对照呼应关系，详细介绍了雅思贝尔斯的哲学体系中关于“哲学的世界史建构”的脉络，及其中与中国相关联的部分，包括中国学者和汉学家们对雅思贝尔斯的哲学思想在不同时期的评价（与变化）。而且，可能因为作者的确颇受雅思贝尔斯哲学思想影响的缘故，全书并不急于说明自己的研究如何具有“非凡的研究价值”，而是通过还原部分雅思贝尔斯的治学经历，先通过研究雅思贝尔斯的哲学世界建构，去反向说明雅思贝尔斯的哲学思想中，涉及中国的部分如何渐渐丰满，直至能够与中国的哲学思想达成互补（比如其中关于科技的认识部分），成就了雅思贝尔斯的哲学观，再讲多种研究雅思贝尔斯的学者因为身处不同时空形成的不同研究方向，最后默默地写到结尾，留下雅思贝尔斯认同的“开放式成长”的余响，就形成了这样一本值得反复玩味的好书。